织里刺绣
我国刺绣技艺历史悠久。据西汉刘向《说苑》记载，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吴国已将刺绣用于服饰。三国时代，吴王孙权曾命赵达丞相之妹手绣“列国图”，在方帛上绣出五岳、河海、城邑、行阵等图案，有“绣万国于一锦”之说。刺绣技艺的形成与丝织业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织里位于湖州城东太湖的南岸，蚕桑的历史相当悠久。商代末年织里地属吴国，三国时期全境为东吴据有，孙权重农桑，广开农桑之业。丝织素为境内农村传统副业，蚕毕缫丝、织造，“遍闻机杼声”、“比户咸织绸，鬻于郡城”正是当时的写照。织里之所以以“织”冠名，就是因为丝绸织业兴旺之故。1958年湖州钱山漾遗址出土了距今4700年的绢片、丝带、丝线、丝绳和苎麻布，这些我国境内最早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丝织实物也足已见证湖州地区丝织业的悠久历史。优越的地理环境，绚丽丰富的锦缎，五光十色的花线，为刺绣技艺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织里妇女素有擅长绣花的传统习惯。
织里刺绣兴于宋代，宋代是中国刺绣发达臻至高峰的时期，绣品的数量与质量均属空前，特别是在开创观赏性的刺绣艺术方面堪称绝后。据《清秘藏》叙述，“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线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乌极绰约底馋唼之态，佳者较画更胜。”可见宋代刺绣艺术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唐宋时期的刺绣呈精致化趋势，主要是由它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在男耕女织的封建社会里，女子都要学习“女红”，刺绣是一项基本技艺。织里的年轻姑娘几乎人人学绣，多为母女相传，或邻里之间相互传授。这对当时待字闺中的女孩子来说，是很普遍的事。正因如此，刺绣不仅是劳动妇女的“份内工作”，更是许多有闲阶级女性消遣、养性、从事精神创造活动的主要手段，绣品的功用也明确分为日用与观赏两种用途。许多文人也积极参与到绣品的创作中，形成了画师供稿、艺人绣制、画绣结合、精品倍增的局面。
明清之际，江南已成为丝织手工业中心，刺绣的风格与技法日臻完美，并涌现了一批名家。其中尤以沈寿最著名。沈寿，原名云芝。吴兴（今湖州）人，随父定居江苏吴县，她7岁弄针，8岁学绣，座年48岁。曾任清末工商部工艺局绣工科的总教习。沈寿与画家余兆熊成婚后，互敬互学，继承传统并吸收日本绣法和西洋画、照片的明暗原理，注重物象的“逼真”和立体感，自称“仿真绣”，人们称它为“美术绣”。她的'作品如《意大利皇后丽娜肖像》、《英国女皇肖像》、《基督受难图》等，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她在《雪宦绣谱》中自述：“我针法非有所受也，少而学焉，长而习焉，旧法而已。既悟绣以象物，物自有真，当放真，既见欧人铅油之画，本于摄形，形生于光，光有阴阳，当辨阴阳，潜神凝虑，以新意运旧法，渐有得。”这一时期，织里刺绣也得以快速的发展，并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之中，进入鼎盛时期。
织里刺绣虽与苏州、无锡、常州、扬州、宿迁、东台等地统属于泛太湖地区刺绣文化的源流，从风格和绣法上都与苏州刺绣是同根同源。然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织里刺绣与苏绣形成了不同的艺术风格。织里刺绣的工艺特色以苏绣和纳绣为主要绣法，纳绣是广泛流传于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一种绣法，这是苏绣中所没有的，织里刺绣融合了南北双方的艺术风格；在材料的应用上，苏绣以缂丝和锦缎为主，织里刺绣以丝和棉织品为主；从绣品的用途上来说，细腻的苏绣大多用于装饰，织里刺绣以实用性为主，最近从织里民间征集来的46件本乡本土的绣品，大多以服饰、帐挂、枕顶等生活用品为主就能说明这点；从艺术风格上来说，苏绣工艺品直观层次分明，色彩鲜嫩斑斓，形象栩栩如生，织里刺绣比较粗犷，图案简单，大都是表现民间美好愿望的吉祥图案。
“织里刺绣”在浙江省民间艺术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专家的评定下，获浙江省民族民间艺术资源普查保护成果暨首届浙江省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博览会收藏保护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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