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这个国家里算得上是最高贵、最潇洒的人了!"格鲁伯先生说道。"这是不好回绝的。"
"我对他不大在意!"玛莉亚·格鲁伯说道，不过她没有拒绝这位坐在国王旁的全国最高贵的男人。
银器、毛呢和丝绸装上船运往哥本哈根;她从陆上到那里用了十天时间。装嫁妆的船不是遇到逆风就是没有风，用了四个月才到达那里。待行装运到时，谷伦吕弗夫人已经离开了。
"我宁可躺在麻袋上，也不愿睡在他的丝绸床上!"她说道。"我愿意赤脚走路也不愿和他一起坐在高头大马拉的车子里。"
十一月某一天的夜晚，两个妇人骑马来到了奥胡斯城。这是谷伦吕弗的夫人玛莉亚·格鲁伯和她的使女。她们是从维勒来的，是从哥本哈根乘船到维勒的。她们骑马到了格鲁伯先生的石建庄园里。他对这次来访很不高兴，对她说了一些很不入耳的话。不过他还是让她住进一间屋子里，给了她美味的早餐，但没有对她说好话。父亲对她的态度很凶狠，是她所不习惯的。她的性情也不温和，既然你骂了我，我也要对你喊叫。她的确狠狠地回敬了他，又怨又恨地讲到了她的丈夫，她不愿和他生活在一起，加之她太温顺太谦让了。这样过了一年，这一年过得并不舒心。父女之间恶语相加，这本是不该有的事情。恶言结恶果，结果如何呢?
她先往南走，一直接近了德国的边界。她用两只嵌着宝石的戒指换了钱，又往东走去，接着又折回向西边走去。她漫无目的，对一切都十分恼怒，连对上帝她也感到生气，她的心情就是这么坏。没过多久，她的体力耗尽了，连抬脚都很困难。她倒在了草地上，一只土凫从巢里飞出来，这只鸟像平常那样叫喊起来："你这个贼，你这个贼!"她从来没有偷过邻居的东西。不过，当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她让别人从窝里掏过小鸟;现在她想起了这件事。
她从躺着的地方可以看到海滩上的沙丘;那边住着渔民，可是她没力气到那边，她病得很厉害。白色的大海鸥在她的头上飞着、叫喊着、就像在家乡花园上空飞过的白嘴鸦、乌鸦和寒鸦的叫声。鸟儿飞得离她很近，最后她觉得它们变成了黑团。不过，这时她的眼前已经是黑夜了。
待到她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她被人抱了起来，一个魁梧健壮的男子用胳臂把她托住。她望着他那满是胡子的脸，他的一只眼上有一个疤痕，眉毛就像是被分成两半。他把她抱上了船——她就这么可怜。在船上，他被船主责备了一番。第二天船开走了，玛莉亚·格鲁伯没有回到岸上;就是说，她随船去了。不过谁知道她会不会回来呢?是啊，但在什么时候回到那里呢?
关于这些牧师也能够讲上一番，但这不是他自己拼凑起来的故事，他是从一本可靠的古书上读到这一段奇特的经历的。这本书我们可以自己去取来读的。丹麦的历史学家路兹维·霍尔格③写下了许多值得一读的书和有趣的戏剧，从这些书中我们可以很好地了解他的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他在他的信中讲到了玛莉亚·格鲁伯，讲到他在哪里、是如何遇到她的。这是很值得一听的，可是不要为此而忘记了看鸡人格瑞得，她在这讲究的鸡屋里生活得很惬意。
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
鼠疫在哥本哈根肆虐着，那是1711年④。丹麦王后动身回到她的德国娘家，国王离开了国家的首都，凡是能跑掉的人都跑掉了。大学生们尽管能免费住宿膳食，也都逃出了城。学生之中的一位，留在皇家学生宿舍所谓的"波克学舍"⑤的最后一位也离开了。那是清晨两点钟，他带上他的行囊，行囊里装的书和笔记远比衣服还多，城里弥漫着粘湿的雾。他走过的街道上一个人也没有，屋门、大门上尽画着叉，表示里面不是有人染上了鼠疫，便是人已经死光。从"圆塔"到王宫的那条"商人街"也空无一人。这时一辆很大的运载尸体的马车隆隆地驶了过去。马车夫挥舞着鞭子，马儿飞奔着，车上都是尸体。年轻大学生用手捂住了脸，拼命地闻着酒精，这酒精是他用一块海绵蘸上装在一个小铜匣子里的。从街上的一个酒馆里传来了一阵嘈杂的闹声、歌声和令人听了很不舒服的笑声，这些人用饮酒消磨长夜，想忘却死亡已经来到了门前，就要把他们装上运尸车陪伴尸体。大学生匆匆跑上王宫前的那座桥，水上停着几只小船，其中的一只正解缆要离开这个瘟疫流行的城市。
"若是上帝还让我们活下去，而我们又碰上顺风的话，我们要驶向法尔斯特⑥的格陵松去!"船主问这位想搭船的大学生叫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