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九一八手抄报内容资料

　　【纪念九一八手抄报内容资料】“九一八”事变时是谁下令“不抵抗”? 　　在“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及其少帅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多年来都定义说：是蒋介石下令让张学良不抵抗，张学良替蒋介石背了黑锅,张学良也被人们骂做“不抵抗将军”。现在，中国史学界正在对此进行澄清。 　　1931年9月18日当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之时，张学良尚在北京协和医院养病，因招待宋哲元等将领，正携夫人于凤至及赵四小姐在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先生的《宇宙锋》。而代理东北边防军司令职务的张作相又正在锦州私邸为父大办丧事，时任驻沈阳的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亦不在营内，东北军处于群龙无首的状况，惟一主事的东北边防公署参谋长荣臻却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这样，次日上午8时，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很快占领了沈阳市，并不断扩大着战果。东北军撤向锦州。东北军损失10万之众，13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陷，3000万同胞成了亡国奴。据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之间，沈阳损失即达18亿元之多。张学良个人财产也损失惨重，仅边业银行一处，就有1000万元以上，寄存的黄金4万两，同时大帅府的6个金库全被日军打开。 　　从此，张学良遂被国人视为“风流将军”、“不抵抗将军”，备受唾骂，作为“东北王”雄踞一方的少帅已不复存在。 　　郭维城曾在1946年8月15日发表广播演说时称：“‘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九一八”事变史》还说，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电文，至今还保存着。 　　郭维城这段话言之凿凿，说得十分明白，加上郭又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因此许多人对此深信不疑，都在文章和著作中加以引用，影响甚至波及海外，并由此得出结论：蒋是不抵抗主义的始作俑者，而张学良不过是执行者，这几乎成为国内现代史学界的一致看法。 　　东北的迅速沦丧，使全国群情激愤，舆论对其的指责极为尖锐。 　　中国周报》在致张学良的信中极尽讽刺，提名张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因为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和平主义者和救世主耶稣的追随者”。林语堂则挖苦说：“张学良你干得真漂亮，你为我们丢失了大片国土，但为我们保护了大批国宝。”—讽刺张学良收集古董字画的癖好。 　　国民党元老、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于11月20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以《马君武感时近作》为题发表了打油诗《哀沈阳》二首，其中一首尤为出名：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哪管东师入沈阳。 　　当然，与这种辛辣的讽刺相比，更多的则是咒骂和充溢于字里行间的愤懑。就在人们骂声四起之时，热闹一时的热河抗战旬日之内又草草收场。张学良自觉重责难逃，于1933年3月7日发出通电，称自己自东北沦陷后，原想戴罪图功，勉求自励，谁知热河之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故此引罪辞职。3月9日，蒋介石从江西“剿共”前线赶至保定，对张学良说：“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个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张学良当即表示自己辞职。 　　3月12日，国民政府正式下令免除张学良本兼各职。 　　至此，人们往往把舆论的谴责、张学良的下野尤其是蒋介石的此番谈话，看做是张学良代蒋受过、成为蒋介石替罪羊的有力证据。 　　要弄清史实真相，首先要搞明白不抵抗命令究竟是谁下的。 　　2006年3月底，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室公开了蒋介石的日记(部分)。 　　9月18日：“早起批阅。与妻竭陵告辞。九时半登永绥舰，下关街中水深三尺，甚为忧虑。舰中无侣伴，寂寞不堪。下午研究地图，看中山全集，筹划对粤对匪策略。……” 　　9月19日：“雪耻，人定胜天。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消息，是其欲乘粤逆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 　　“判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通而来之时乎?” 　　“余所恃者惟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 　　9月20日：“雪耻，人定胜天。日本侵略东省是已成之事，无法补救。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故对内部当谋团结也。因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哀痛，如丧考妣。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小于勉之。” 　　“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注意，卧薪尝胆，教养生聚，忍辱负重，是我今日之事也。” 　　从上述日记可以看出：从9月18日起蒋介石就离开了南京到达南昌，20日才离开南昌，于21日下午返回南京;9月19日蒋介石是从上海和南京方面获悉“九一八”事变发生。事实上，上海、南京的报纸，也只是在19日才报道了日军攻袭沈阳的消息;蒋介石得知这一事变后，他在日记中记下的心情是：“雪耻”、“余所恃者惟一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等等。尽管当时蒋介石也有软弱的一面，如幻想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帮助中国;日记表白也大于实际实行，但也绝无虚伪造作之词，显然与所谓命令不准抵抗、任由日本为所欲为的说法大相径庭。 　　日记一般无假，因为此为私密空间，所记者纯系当日发生之事以及感想，而当初所记亦不为日后或死后发表。从上述引证蒋氏日记分析，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曾十几次电令张学良不抵抗几乎是不可能的。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坦言：“‘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