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怒汉》讲述一个在贫民窟中长大的男孩被指控谋杀生父，案件的旁观者和凶器均以呈堂铁证如山，而担任此案陪审团的12个人要于案件结案前在陪审团休息室里讨论案情，而讨论结果必须要一致通过才能正式结案的故事。
十二怒汉观后感范文一：
《十二怒汉》能够成为经典，能够攀登律政戏的高峰，绝不在于剧情的精妙或者主题思想的深刻性、哲思性。但我这一番话，并不否定其在主题、剧情编排、角色塑造等方面做得非常精良。与黑泽明的《罗生门》一样，《十二怒汉》是一部关于法、人情、立场、判断的思辨性影片，但尤为值得称道的并非内容，而是如何展现内容的手法。例如，《罗生门》的主题简单直接，而其叙事结构被后人多次运用，自成一派，称之为“罗生门结构”，如同希区柯克拍的一系列悬疑片一样，风格固定之后，就被后人多次模仿其手法，成了“希区柯克式的悬念”。《怒汉》一片的场面调度手法，是“密室电影”(或称为封闭空间电影)场面调度的典范，单一的场景，没有多余的演员，没有分支故事，甚至没有倒叙插叙，几乎按照现实的时间顺序来推进故事的发展。如此单一的影像，就需要场面调度的精准和多变，而实际上，《怒汉》把握得非常巧妙，真正把场面调度融于剧情内部，同时跟角色塑造相关联，突出人物个性。
场面调度是在银幕上创造电影形像的一种特殊表现手段，指演员调度和摄影机调度的统一处理，被引用到电影艺术创作中来，其内容和性质与舞台上的不同，还涉及摄影机调度(或称镜头调度)。电影的场面调度最终都体现在镜语之中，从镜语的最一般意义上说，有两种场面调度：第一是大景深、长镜头的场面调度;第二是中小景别、短镜头的场面调度。前者主要用于不同表演区的场面调度。
《十二怒汉》把第一种场面调度运用到极致，把长镜头用得近乎无形，功力可谓深厚。导演采用的是跟踪式长镜头，影片的第一个镜头是法院外的台阶上对法院的仰视，到了第二个镜头，很自然的转换为法院内二楼上对大厅的一个俯视，本来会有一个切换切换到法庭上，但导演不是这样做的。当镜头注视着大厅中央的图案时，一个人从镜头前经过，镜头马上将中心很自然的转移到他身上，随着他摇了过去，那人走过电梯，电梯里出来一个人。镜头又很自然的跟着出来的人走，就这样很自然的转了三四次手，镜头从一个人身上转移到了他经过的法庭的门，然后切换到法庭上。这样的开头，用长镜头场面调度吸引观众，就已经奠定了这部用摄像机说话的作品的技术基础。这同时让我想起了香港警匪片《大事件》开头无懈可击的7分钟长镜头，从警察埋伏到警匪开战，一气呵成，堪称经典。通常这类高难度的场面调度的影片，都会强调演员自身表演的自然性。
回到《怒汉》，陪审员进入了讨论会议室，这也是影片开始后不久，之前将被告席上孩子的脸和会议室重叠了很久暗示了他的命运就要在这里决定，进入会议室后在每一个陪审员面前晃一下的长镜头，至少有五分钟。12个人的性格，在最初的这几分钟里已经通过镜头的巧妙运动得到了充分的呈现，镜头聪明的穿梭在人前人后，利用全景、中景、近景、特写等不同的景别来表现人物之间的躯体动作和基本姿态，镜头最终定格在一个表示反对的恶人那里，也为后文埋下伏笔。
影片接近十分钟的时候，这个交代人物的长镜头从亨利•方达扮演的主人公身上切换，他离桌子最远，镜头如果再次运动到靠近窗户的他，就显得多余和累赘了，因此镜头马上产生剪辑点进行切换，从而顺利过渡接下来的事情。
其实老电影大多场景单一，如《电话谋杀案》《后窗》等，放到现在来说，利用一个主要场景就能完成叙事的影片被归为“封闭空间电影”或者“密室电影”。这类电影最考验演员的表演功力以及导演和摄影师的场面调度能力，因为假如生硬调度，影片就如死水一般，毫无亮点，毫无节奏可言。影史上最极致的密室电影是西班牙惊悚片《活埋》，整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棺材里面，只有一位人物，他的行动目的就是从棺材里逃出生天。但我要说的是，这部极致的密室电影，其场面调度并不难，更多的是利用一种视觉假象去安排摄像机的布局以及利用演员真实自然的面临险境的表演方式来维持电影的进行。而像《十二怒汉》这种考究人物、对峙、心理角逐的影片不同，它人物众多，也性格各异，仅靠对白去产生戏剧冲突。所以，为了好看，场面调度一定也要使得故事产生戏剧冲突。导演是如何做到的?
影片首先把摄像机的引导者一职交给了持反对意见(即认为小孩无罪)的8号陪审员。8号的行走，说话都引导着镜头移动。影片16分钟左右，镜头轮流给演员脸部特写，让他们叙述自己的观点和理由，轮到下一个该发表意见的人说话的时候，都是先声入画。突然，从2号移动到4号的时候，就插一无礼老头的意见，马上突显其个性。这在后来经常在长镜头运动中切换脾气暴躁的3号的功能一样，都是为了突显人物，加快节奏，加强冲突。23分钟左右，镜头从3号的钱包里面的照片拉出，拉镜头至斜侧全景，渲染开始充满火药味的气氛。到了26分钟，原本说好的按照1至12号顺序轮流发表意见的规则被3号打破，由此影片陷入真正的争论之中。一个细节处理得很好的是，运动长镜头的时候，尽管焦点在于争论，但同时跟踪陪审团团长1号去取证物凶刀，完成一个完整的交代，同时展示出摄像机高难度的运动方式，也让演员的表演得到完整性表达。
29分钟左右，当独自投无罪票的8号拿出跟凶刀一模一样的折叠刀时，全场震惊，站起来，这虽然只通过几个短固定画面来交代，但足以又提升一下节奏，增加戏剧性，让影片开始有了要转折倾向。到了31分钟，影片首次出现音乐，8号提议大家再次投票，他弃权，如果当中有人持无罪票，则继续追究下去。结果，这个关键的时刻，摄像机的移动速度放慢了，准确来说是跟随了音乐的节奏。终于，秘密的书面投票当中，真的有一个人投无罪票，成为全片的第一个转折点。37分钟后，8号去洗手间洗脸，跟两位持有罪票的陪审员交谈，这一幕算是当做舒缓情绪，或者调剂节奏的一幕不多余但绝不重要的场面调度，从剧情编排上来说，恰好成为故事走向的分界点，让观众更高度集中关注以下剧情走向。
接近40分钟的时候，全场只有8号一人站着，此时他再次成为了摄像机的引导者。事实上，全片的主要引导者有五个：团长1号，暴躁的3号，赶着看球赛的7号，一开始就坚持小孩无罪的8号，以及无礼、具有偏见的的10号。也就是说，摄像机的运动重心放在持反对票的人物身上，尤其是性格鲜明的那几个。而作为“公义”的8号，从一个人的坚守再到让大家产生合理怀疑，这是一个在意见上占绝对性的主要人物，无疑成为了场面调度中最要突出的调度元素。
尽管全片以对白为主，但中间有一幕也非常能够体现出编导场面调度上的细节完胜，即8号模拟演示一位瘸腿老证人如何从房间走出门口的过程。镜头从简单的摇镜转化为特写跟镜头，然后移镜，从低拍到升机位俯视拍摄，出色地完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物运动过程，对演员的走位安排得十分精准。
这部从时序上也几乎跟影片外部的现实时序相同的“即时同步电影”，把空间调度和时间调度精准融合，不得不说成为了电影中的场面调度的先锋案例。从安排剧中人物的站位和移动、把人物之间的关系揭示出来、剖析冲突的内涵以及突出人物的行动，水到渠成，巧夺天工，把作为影像表现力的灵魂的场面调度拿捏得无法复制的地步。《十二怒汉》从这一技术层面来说，已经完胜。
十二怒汉观后感范文二：
早先看过米哈尔科夫版本的《十二怒汉》，曾深为之震动，却还未看过57年美国原版的《十二怒汉》，甚感遗憾，今日幸得一见，竟有振聋发聩之感，虽是西德尼·吕美特所导演的处女作，却于朴实无华间流露出的大师气息，而十二位男演员的表演，则更是炉火纯青，观此片，恍惚间不觉时光之流逝，日月之变幻。九十分多钟的电影，在我感觉好像是只过了十分钟似的，电影拍到这个份上，不得不说已经拍到了极致。在中国曾有“天上一日，人间一年”之说，其合理性不得而知，而观此片之后，我可以把它理解为仙界的的生活着实快乐，使得神仙们浑然不觉时光飞逝，一年的时间就如过了一天一样。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一部电影也可以给观众带来神仙一般的享受，而就电影而言，更多的是反面的例子，大部分电影看起来极其煎熬和痛苦，观影体验可用“度日如年”来形容，每每看完，心情也总是愉悦的，长舒一口气道：“OMG，终于TMD看完了……”
《十二怒汉》之所以被我奉为经典，主要是因为这部电影扎实的剧作和高水平的表演，当然也少不了导演对社会的批判和人性的揭示，这似乎成为了一部好电影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十二怒汉》在这一点上做的确实非常到位。在这里我想引用一下“木桶短板效应”，这部电影正是由于各个方面没有短板，才名正言顺的成为一部经典之作。当亨利·方达坚守着阵地，将对手们一个个说服的时候，我总是情不自禁想鼓掌的，也许这正是心理作用于生理的一个例证吧。
《十二怒汉》的故事完全发生在一个封闭的房间之中，十二名陪审团成员在此作出裁决的全过程，案件是指控一名18岁的少年杀害了他的父亲，各项证据都表面少年就是凶手，似乎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了。这十二名陪审团成员素不相识，因为这样一件事坐到一个屋子里，他们的要决定的是另外一个同样素不相识毫不相干的人的生死——guilty or not guilty，to be or not to be，live or die!影片的点睛之处在于结尾，两个素不相识的陪审员，互通了姓名，将手握在一起，然后再见各自离去，生活一如既往进行，用一句比较玄妙的话来说，就是民主尽在不言中。
首先，这充分暴露了美国社会的一个矛盾，那就是英美法系中的陪审团制度的弊端和优越，陪审团制度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它又可能成为社会某种隐蔽的偏见者的容器，而在某一特定的案件中，这种偏见则愈发明显，比如这个案件中的少年，是一个生长在贫民窟的少年，未受良好的教育而且受尽歧视和摧残，另外在片头少年正面直视镜头时，我发现少年并不是典型的美国主流白种人，更倾向于一种少数族裔的美国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贫富带来的社会偏见和对少数族裔的歧视，则容易影响判决。另一方面，陪审团制度彰显着其民主性的一面，他宣称成员均选自人民的各个阶层，所宣扬的正是陪审团成员的人民性，正在努力地消除贫富、种族的偏见。影片中，有老人，有年轻人，有来自广告公司的，有股票经纪人，有工程师，也有钟表匠，总之是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最特殊的是一个曾经在贫民窟长大的人，但是很显然，现在他已经脱离了贫民窟，而更显然的一点是，现在在贫民窟里的人将没有发言权。很不和谐的，我自然的想到了我们中国社会的农民工群体，他们是城市的建设者，却沦为弱势群体，没有决策权和发言权，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另外，《十二怒汉》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哲学层面的问题，量变引起的质变，由亨利方达所在的“not guilty”一方，从原来的势单力薄只一人，发展到后来全部赞同无罪，这是事情的本身的是非曲直，而“guilty”一方则是被某些偏见遮蔽了双眼，或者是顺从者众，或者是游戏心态，或者是着急要走，不愿过多纠缠于此，几乎没有思考。而亨利方达所饰演的角色的意义不仅仅是说教于人，控诉不公，或破解案情，以理服人;我觉得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他将认真负责的态度，对人生命权利的尊重，以及独立思考的美德带给了在座的十二怒汉，以及观众们。后期逐渐开窍的那些怒汉，基本上都是由于自身积极独立的思考，自行决定选择“not guilty”的。
在传播学和政治学领域，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沉默的螺旋”，讲的是如果一个人感觉到他的意见是少数的，他比较不会表达出来，因为害怕被多数的一方报复或孤立。简单来说就是人们都喜欢随大流，随大流有一个好处，这是一种和心理以及潜意识密切相关的理论。
张国荣在《沉默是金》中唱到，冥冥中都早注定你富与贫，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始终相信，沉默是金。王小波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沉默的大多数》，里面提到：沉默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一种生活方式。在某些年代里，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了，沉默就像野火一样四下漫延着。而福柯同志却说“话语即权力”，于是在当下，如此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下，保持质疑也是我们的一项权利和责无旁贷去行使的义务，质疑是独立思考的表现，而整个民族的独立思考则是这个民族强大和思想活跃的必要条件之一。
此刻，思想正如刹不住车的宝马，奔驰在不着边际的旷野，言归正传，《十二怒汉》虽然拍摄于1957年，可是探讨的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所展现和揭示的也是现在和将来都将面对的问题，现代社会人的自私与沉默和关怀与宽容的对立与矛盾，而另一方面则是民主性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的探讨与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