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首先必须把事件交代清楚，事情叙述完整，这就要求一定要在写作中把握“六要素”(时间、地点、人物、原因、经过和结果)。
高中第五册第一单元作文范文一：
我在20××年进了××中心小学，开始了和××中心小学的缘。同学间、师生间也会发生一些小故事，我在我们这个小学呆了五年了，所看到、听到的也不少，有让人开怀大笑的，也有让人伤心遗憾的，总之，这一切都源于我的学校。
我虽然没有其他同学那么多的文采，但是我可以讲一些校园里的一些小故事，让人更了解我的学校，也更了解我的学校。
一
那一天上语文课，以前在大人们讲笑话的事居然真的发生在我们的班上。老师让一同学读课文，那学生站了起来，声音十分洪亮地读着，一开始，读的还不错，可读到第二自然段的时候就读错了，他是这么读的：“就在昨天，当我脱下左脚上那只后跟绽(dìng)开的皮鞋，要求她重新给我绱好的时候我还怀疑她能否用锥子扎透我这双牛皮鞋底”。当时全班人哄堂大笑，读课文的那位学生茫然，弄的老师也哭笑不得。事后才知道，原来前一天晚上那学生未仔细预习阅读课文，才读错了。在那之后好一段时间大家都在模仿“你的鞋后跟绽(dìng)开了”。
如果同学之间不擦出点欢乐的火花，成天板着面孔，还不得窒息而死!像“一眨(fá)眼的功夫”，“专业去渍(zé)”， “讷(nèi)河市”之类的事不也常在我们身边出现吗?同学偶尔在一起谈起这些事不也捧腹大笑吗?
二
每群马中总有一两个害群之马，班里亦是如此，不过害的不是马，而是自己的学习，一些学习不好的学生总会找一些学习比较好的人来替他们解决老师留下的“重重关卡”，当然了，这些人碰到我这个“勒索家”是没有免费的午餐可吃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连自己的作业都不愿意写，更何况是给他们写呢?其他学习较好的学生亦是如此，迫不得已，想出这么个招。我们的收费门槛是相当高的，收的东西也是五花八门。可是即便是这样，这些人还是十分乐意找我。他们会把他们平时已经不用的东西拿出来做交易。例如：没有封皮的本、不太好用的笔、一些玩具卡片，等等。拿这么多的东西做交易满足了我的条件，我没有办法，给人家写吧!所以这两年我可得到了不少的东西。但是本、笔少的可怜，可是玩具卡片我却攒了一大堆。
人总有被逼无奈的时候，但有时候被逼是好的，像我，既帮别人做题得到了锻炼，又得到了不少的东西，何乐而不为呢?
三
班里有些闲来无事的同学整天没事干，于是便给其他的同学起外号，有相当一部分外号都是讥讽性的，像我的班级里有一个嘴向前略微突出的，而且皮肤发黑，有人就叫他“大猩猩”，这让这位同学十分生气，但是还有一部分的外号是友好的、善意的。如叫一位宫姓同学叫“宫保肉丁”，叫班长为“班班”等。这样的称呼既顺口，也更能让同学之间的关系更亲切。有一个从别的学校转来的于姓同学，由于个子小，又聪明伶俐。一开始大家都叫他“小鱼儿”，后来，他告诉我们他在他原来的学校，别人都叫他“老头鱼”，于是，“老头鱼”这个称呼也就在班里传开了。还是上面提到的那位宫姓同学发生的事，虽然大家都还小，但是在一起时间长了，便都“老李”、“老王”这么叫着。有一次，一个女同学向这位宫姓同学借橡皮说：“老宫，借我橡皮”。 我们这群男生听了，一想“老宫”音同“老公”，便拍着大腿，跺着脚在那哈哈大笑，那女生还未缓过神来，等明白了之后也是满脸羞红十分尴尬。
现在想起以前那些事可真是好玩。心态好的对这些外号或别称不在意，这些外号或别称或与他的长相很贴近，或体现出这个学生的特长。若是过好多年后我们再提到这些外号或别称，不也正是我们小时候的一种印象或缩影吗?
四
在我一年级一直到三年级，我的班主任一直是赵老师。她的儿子已经上大学了，读者们就知道她已经有多少年的教学经验了。赵老师由于是带低年级，学生自理能力比较差，遇到学校办什么活动常会乱成一锅粥，班级里谁拿谁的东西了，调皮的捉弄好哭的了之类的事情在班级里时常发生，老师整天断这些官司，赵老师平等地、耐心地、和蔼可亲地对待每一个学生，每当我们犯错误了，老师嘴上说的严，也只拿小教鞭轻轻地往我们稚嫩的小手上打两下。说实话，一点也不疼。
有的同学受伤了，赵老师把受伤的同学带到门诊，自己掏钱给同学治疗。我记得有一次是中午放学，我的鞋的胶皮鞋底快掉了，赵老师就领着我去掌鞋铺掌鞋，老师自己花了钱之后第二天我要把钱给老师，老师却又不要。还有一次，爸爸外出有事，老师知道后让我去她家吃，我在她家吃的小鱼和米饭，爸爸知道后也十分感激，以后如果有机会我再去老师家吃小鱼和米饭……。
这就是我的赵老师，不求索取，默默工作，只是给予，给予。
这就是我的学校最小的一些故事，但每个故事，都是一个脚印，都是成长的足迹，而这些故事也让大家更喜欢也更了解我的学校。
高中第五册第一单元作文范文二：
对鲁迅文化观的研究仍然是新世纪的一个持续不衰的话题。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学人在深化鲁迅与中国文化的话题时，不再过于注重鲁迅的“反传统”或对鲁迅的“反传统”作偏于一端的简单理解，而是采取了更科学、更辩证、更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王富仁的系列长文《鲁迅与中国文化》认为，鲁迅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鲁迅“并不绝对否定中国古代的任何一种文化，但同时也失望于中国古代所有的文化”，鲁迅“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毅然地反叛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王富仁还特别注意把鲁迅放在中国文化历史发展的宏大建构中审视鲁迅思想与中国文化主体的内在联系及生成，这对于如何建设中国的现代文化，具有十分深刻的启迪意义。陆耀东在《“五四”时期的鲁迅与传统文化》中指出，“鲁迅当时对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整体确持否定态度，但对其他文化派别(如墨家)和儒家内部的异化的声音(从屈原到曹雪芹)则有所肯定。”张永泉在《从天地观看鲁迅早期文化思想》中认为，鲁迅留日时期“对以普崇万物特别是敬天礼地为‘本根’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完全肯定的，对以此为‘始基’的‘一切睿知义理与邦国家族之制’是完全肯定的。”只是到了五四时期才展开对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制度激烈而深刻的批判，并“深刻揭露了中国传统天地观的本质，原来这不过是历代儒者为了推行他们的思想主张而臆造出的骗人的手段。”胡兆铮的《鲁迅笔下的“天”及其他》指出，“天”与“无”在传统文化意义上是相通的，而鲁迅终生坚定不移的战斗目标则是与“天”争斗。沈庆利的《试论鲁迅的农民战争观》认为，鲁迅尽管没有全面否定农民战争，但鲁迅确实更多地“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把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作为特定的历史文化现象，加以独到而深邃的剖析和批判。”主要“批判了农民战争的野蛮性和残忍性”，“抨击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发动者”，揭示他们“与原始宗教的密切联系”。
关于鲁迅和宗教文化的关系，王富仁在《鲁迅与中国文化》中认为，鲁迅与“佛家文化对于物质世界虚幻性的揭示和对于人生痛苦的解析”产生过强烈的共鸣，并受到佛家文化动态地体验性地把握社会人生的方式的影响。但鲁迅对佛家文化的虚无主义人生哲学持否定态度。哈迎飞的系列长文《鲁迅与佛教文化关系论》从“鲁迅、尼采与佛教”、“以一身来担人间苦”、“谈鬼物正像人间”三个不同的角度细致、深入地分析了鲁迅与佛教文化的关系，不仅揭示与论证出鲁迅与佛教或远或近的内在原因，还对佛教对鲁迅思想与创作的实际影响及意义做了阐释。管恩森《耶稣·撒旦·鲁迅——鲁迅与基督教关系发微》侧重揭示了鲁迅与基督教在精神层面的契合点：“精神主体的推重”、“面对庸众的先觉者”、“反传统的异端力量”。王家平的《再论鲁迅与中外宗教文化》对鲁迅与宗教文化的关系以及鲁迅在接受宗教文化的过程中思想的发展变化做了系统的梳理。
更多的研究成果侧重对鲁迅文化思想做整体考察。李新宇的《鲁迅：启蒙路上的艰难持守》和《1928：新文化危机中的鲁迅》认为，鲁迅在五四之后面对的矛盾和介入的论争，每一次都与五四新文化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面临的危机有关，“鲁迅的思想无论怎样发展变化，都始终守护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立场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赵树勤在《新文化精神的孤独的坚守者》中指出，对于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鲁迅都既不是前驱者和领导者，也并不太主动积极。”鲁迅积极追求的是实际的现实主义的科学精神。钱理群在《最后十年，鲁迅的锋芒所向》中认为，对“真的知识阶级”的认定和追求，以及“思想行动”与“实际的运动”的结合，构成了鲁迅“最后十年”的文化业绩，“1930年代，鲁迅更为关注的是对‘今之海’所代表的现代中国文化的批判性审视。”他又在《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中详细考察了鲁迅与陈源等现代评论派论战的情况，认为这场论战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乃至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都有重要意义。
薛毅在《论鲁迅的文化论战》中对鲁迅与胡适、陈源、梁实秋、周作人、林语堂的论争进行了细致的论述，证实鲁迅一直是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扞卫与持守战士。赵歌东的《启蒙与革命：鲁迅创作的现代化选择》指出，鲁迅创作选择了彻底的启蒙而反对循环式的为革命而革命，这种“创作的现代化选择表明：在现代化思想启蒙未完成状态下，中国社会自身内部的革命无助于推动中国现代变革过程。”王吉鹏等的《鲁迅留日时期思想转变价值论》认为，鲁迅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转型的前瞻性思考中表现出的独特的思维方式、精神操守和人格魅力以及对社会转型精神现象的剖析，对于当代处于同样情境下的知识分子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温儒敏的《鲁迅对文化转型的探求与焦虑》针对当前某些试图颠覆鲁迅的现象提出质疑，认为鲁迅对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有独特的探求，也有不应忽视的焦虑，有时表现为传统批判中的偏激。黄健在《价值重构：取向与差异——论鲁迅与新儒家在现代价值观建构上的本质区别》中认为，鲁迅之所以遭受新儒家的指责，是因为新儒家们不能够理解鲁迅反叛传统、批判传统的思维逻辑，也无法充分地认识到鲁迅完成思想文化观念现代转换之后的思想特点。富强的《个人—现实—文化——鲁迅革命观的内在线索》认为，鲁迅从自我与个人的“立人”立场出发，发现了中国当时的现实与文化传统共同的“反个人”特征，于是鲁迅以此为着眼点，把对两者的批判融为一体。梁展的《自我观念与科学的本源》、《个人意志的发展与虚无主义的起源》、《自我、意志与生命》分别从鲁迅对19世纪科学观念的思索和批判、鲁迅对个人意志的诠释与叔本华的差异及其后果、鲁迅的形而上学及其矛盾等方面对鲁迅文化思想进行了系统探讨。刘增人《论鲁迅的人格范型》认为，“超越性、意志力、审美性、互补性”是鲁迅文化积淀中具有基础和核心意义的特质，这使鲁迅具有了艺术家型、崇高型、理智实现型的人格范型。
关于鲁迅与地域文化关系的研究，主要有陈越的《试论鲁迅的文化性格及其越文化印痕》和王嘉良的《两浙文化传统：鲁迅文化人格形成的内源性因素》，前者认为，鲁迅在作品中流露出的“故乡情结”、精神气质和思维方式都留有越文化的印痕。后者认为，鲁迅从两浙文化中继承的，主要是独特的“硬气”人格力量，与此相关联，是鲁迅创作中的坚硬的“土性”特色和刚毅劲直的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