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个泱泱大国，崇尚尊严是人心所向，我们还要大力提倡，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一定要保持高贵的尊严，这样，就会使我们社会的道德风尚向好的方向转化，如果坚持下去，我们的民族幸矣，我们的国家幸矣。
2003年春，一本关于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日记被意外发现。日记的主人就是全程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梅汝璈的孙子梅朝荣根据留存的日记编著的《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再现了当年那场耗时2年7个月、历经了817次庭审的艰难审判，揭开了那些鲜为人知的法庭故事和台前幕后错综复杂的争斗。
中国虽然是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也是抗日战争的主要战胜国，但由于国力弱小，审判开始时并未受到他国的重视。最后，经过梅汝璈等人的努力抗争，才在这一场审判中为中国争得了一份荣誉和尊严。在此过程中，“法官座席之争”尤其显得苍凉悲壮，发人深省。
1946 年4月，11国法官齐集东京，正式开庭审判的日子就要到了。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摆在了大家的面前：各位法官在法庭上的座位将按什么样的顺序来排列?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前各国法官最为关注的问题。梅汝璈也不例外，他对助手说：“任何国际场合，争座次在所难免，这并非个人名利，而是关系国家、民族地位和荣誉的大事，故应有的位置必须当仁不让，力争得到之。”
虽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没有明文规定法官席位的次序，但法官座位的排列次序却极其敏感，法官会议曾有过激烈讨论。按理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是由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受降各国所派遣，法官的席位当然应该以受降签字的先后为序，即按照美国、中国、英国、苏联、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荷兰、印度、新西兰、菲律宾顺序排列。但是，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定的庭长 ———澳大利亚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法官卫勃却不喜欢这个安排，他想使两位与他亲近的英美派法官(特别是英国法官帕特里克勋爵)坐在他的左右手。于是，大家为此事争来争去，莫衷一是。
微笑着倾听良久的梅汝璈终于说话道：“个人的座次，我本人并不介意，只因与各位同仁一样，是代表了各自的国家来的，所以我还须请示本国政府。”
这一军“将”得厉害。盖因预定的开庭日期将至，法官们如果都要请示国内而后定，必拖延时日，准时开庭谈何容易?庭长卫勃认定不能开这危险“先例”，忙说：“为确保准时开庭，座次问题必须尽快排定，希望梅先生从大局出发。”
梅汝璈有意以调侃的口吻缓和一下空气：“如果庭长和大家不赞成这个办法，那我们就以体重为标准吧，各自过磅，看看各人的体重是多少，然后按照它来安排席次，重者在前，轻者居后。这样，我们便可以有一个最公平、最客观的标准。”
话音刚落，法官们哄堂大笑。这个问题就这样半认真、半玩笑地在正式开庭前的法官会议上被谈论来谈论去、僵持着。
“小胡子法官”令世人刮目相看
5月2日下午4点举行开庭仪式预演，法官们都按要求做好了准备，在法官休息室集合。这时，卫勃庭长突然宣布：法官座席的次序是美、英、中、苏、法、加、荷、新、印、菲，并说这是经过盟军最高统帅同意了的安排。
卫勃庭长这样一宣布，大家不禁愕然。中国法官梅汝璈和加拿大法官麦克杜哥最为愤慨。梅汝璈当即指出：“这个安排是荒谬的，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最烈、抗战最久、牺牲最大的国家，而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国际法庭里，应有的席位竟会被降低到一贯只知向日军投降的英国之下，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说完，他愤然脱下象征着权力的黑色丝质法袍，欲退出预演，以示抗议。卫勃看见事情不妙，便亲自来到梅汝璈的办公室，试图说服梅汝璈遵从他的安排，但遭到拒绝。
开庭预演仪式已经推迟了约半个小时，审判大厅里的人们等得有点不耐烦了。此时此刻，没有人能承担得起推迟明天正式开庭的严重后果，因为这个日期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梅汝璈心中有数，知道没有他的出席，预演是不会举行的，即使草草举行，明天的正式开庭也必定会延期。对于这一点，梅汝璈完全有把握。
当卫勃第三次来到中国法官办公室的时候，他盯着梅汝璈一字一句地说：“兄弟们同意你的意见，预演就按受降签字国次序进行。”说完便悻悻而去。梅汝璈于是又脱去大衣，换上法袍，去参加预演仪式。
在参与审判工作的11国法官中，只有1人比42岁的中国法官年轻。司法界一贯比较注重年资和外表，梅汝璈因此而留起了上唇胡须，并因此被各国记者称作“小胡子法官”。通过座次争议这件事，大家对梅汝璈另眼看待。
当时外界对法官座次之争是非常关注的，但法官之间因国旗位置而发生的争执却少有人知。梅汝璈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个故事：
当 11位对日参战国的法官穿着崭新的法袍庄严地坐在审判席上等待预演开始时，大家都看到在审判席后面插着的参战国国旗，美国国旗插在第一位，中国国旗插在第二位。中国的法律顾问吴学义一看中国国旗插在第二位，立刻向梅法官打手势，伸出了右手食指，意思是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梅汝璈看见吴学义的手势后，马上心领神会，立即向庭长卫勃提出：“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