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牛创业励志故事
蒙牛文化的主根是“德”，其有三大“支柱”：“经营人心”，“与自己较劲”，“种自己的田”。
经营人心
通常人们创业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赔和赚，而蒙牛首先想到的是别人的赔和赚。
1999年，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的第一天，就确立了自己的创业纲领：“股东投资求回报，银行注入图利息，员工参与为收入，合作伙伴需赚钱，父老乡亲盼税收。”同时，隐含一个先决条件：追求消费者利益最大化。
“和谐社会”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财富分配的和谐。可以说，蒙牛在7年前创业伊始，就发表了自己的“和谐宣言”，就开始缔造“和谐蒙牛”。
蒙牛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牛根生说，财聚人散，财散人聚。世界上没有傻子，今天你可以剥夺别人的利益，甚至明天也可以继续剥夺，但后天你将得到苦果。一个企业如果只想活一年两年，那就罢了；如果想长命百岁，没有“长寿基因”是万万不能的。
创业伊始，牛根生所请的第一个人，就是现为公司党委书记的卢俊。
牛根生曾说，党委在民营企业中的作用，实际上比在国有企业还大！他的论据是：国有企业本身就是国家的，员工中不容易滋生对立情绪；而民营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都不代表国家，所以，调停他们之间的利益，就需要一个公正的“第四方”，才能站在所有“利益圈子”之外，处理好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
卢俊说：“蒙牛坚持成立党委，还有一个考虑，就是想让企业从成立之初，便能充分利用党的内部监督机制和思想政治工作优势，避免走入家族式管理的歧途。”蒙牛给思想政治工作的定位简明扼要：经营思想。或者说，经营人心。
在蒙牛，请吃饭、送礼物、拜大年，是有规矩的。这个规矩就是：挣钱多的请挣钱少的，职位高的送职位低的，当官的拜当兵的……反之，则被视为违规。也就是说，蒙牛的经营人心是向下经营，而不是向上经营。
有一位驻外干部两年前出国，购回一些化妆品，回来后给总部的几位好友（平级或比他级别高）每人送了一份。结果“事发”，收的人如数退款，送的人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牛根生提出一个“关心下三层”的规则：关心你的下级、下级的下级、下级的下级的下级。他自己每次散出的财动辄几万、几十万、上百万元。
干部们所采取的散财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一位主任，2003年初向助手送了一套房子，这位助手过意不去，象征性地返了2万元。还是这位主任，2004年初，从个人红利及年薪中拿出钱，向每位部下发放了3000—5000元不等的奖金。
一位部长，2004年初给每位部下发了1000元奖金。
一位副总2004年拿出5万元给部下买衬衫。
一位副总2005年提出将个人期权的1/5分给手下……
关心下属，以人为本，这正是蒙牛事业成功的基石之一。
2002年末，蒙牛的维修工李生茂在上海参加了一个大型设备培训班。培训班即将结束的时候，和他一起参加学习的两个企业的设备部经理，先后找到李生茂：“小李，你的学习成绩不错，跟我们干吧！”“不行，我不能去。”“我给你高薪！”李生茂说：“我当时没有回答他们，扯开上衣让他们看我胸口这道疤。我说人不能为钱活着，不能违背良心，我的命是蒙牛给的，哪能离开蒙牛！”
原来，2001年，刚到蒙牛工作几个月的李生茂，被确诊为心脏病，需要手术治疗，手术费用4。6万元。李生茂家境贫寒，父母狠下心说：“孩子，家里实在没法子，你自己看着办吧。”李生茂走投无路，找到了自己的主管领导。
蒙牛公司党委获知这件事情后，立即发出倡议：挽救李生茂的生命。
牛根生带头捐出1万元，员工们纷纷解囊，一共捐了3万多元。
李生茂的手术非常成功，像这样被救助的员工，几乎每年都有。
蒙牛在评企业内部劳模时，也有“不公平”的地方：向一线劳动者极度倾斜，基层干部很少，中心主任以上干部更是“有劳无模”、“与模无缘”。
公司工会通过摸底调查，为每一位特困员工建立了特困档案，对特困户的'家庭供养人口、工资收入、造成困难原因等，做到了心中有数。
在慰问活动中，牛根生满怀深情地对18户特困员工说：“28年前，我和你们一样也是特困户，每到年底都会向单位申请特困补助，我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只要我们大家思想不滑坡，兢兢业业工作，就一定能脱贫致富。”
与自己较劲
人的工作状态可以划分为三种：卖嘴，卖力，卖命。一个人究竟采取这三种状态中的哪一种，关键的影响因素，除了个人素质，就是企业哲学。企业哲学的高尚程度决定着员工的高尚程度。
党委书记卢俊受糖尿病综合症影响，一只眼睛原来看不见。公司上市前，做了复明手术。当时上市事务多，她下了手术台就开始工作，而任何人都不知道。给她汇报工作的员工，见她戴着墨镜，心里不免诧异。
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蒙牛走出了先创市场、后建工厂的经营道路。早期的市场开发显然成了一项相当艰难的工作，而在艰难困苦面前，蒙牛市场开发者却谱写出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
液体奶事业本部的杨文俊总经理回忆道：“记得一次我们从福州去广州，大家连火车都舍不得坐，就选择了比较便宜的中巴。当时天气炎热、潮湿，车厢里乘客塞得都快溢出去了。我们就是在这满是汽油味和汗味的车里坐了整整16个小时到了广州。”
在河北张家口，冰淇淋事业本部的孙玉斌总经理为了节省开支，住宿找最便宜的小旅馆，6个人挤一间。在包头仅1个月，孙总就瘦了5公斤，他开玩笑说：“这是一个减肥的好机会。”
助理总裁孙先红说：“在深圳，为了省钱，牛总与大家一起，在我的广告公司办公室打地铺，蹬着自行车出去找市场。”
蒙牛人的精神造就了蒙牛的传奇。
海外上市前的“路演”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来不及吃饭，顾不上找水，刚刚撤离这一场，马上奔赴那一站。牛根生说，我们每天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一天最少开9个会，最高记录是一天12个会。
在蒙牛餐厅门口，立着一块牌子：“如果你打算剩饭，请不要在这里就餐。”如果剩了怎么办？向公共事业捐款50元。如果你在食堂发现一只苍蝇，那就可以向食堂经理老赵“卖”50元钱。老牛说，这也是一种“与自己较劲”。本来是大家的责任，但我们就让老赵一个人捐；捐的次数多了，大家就会自我反省：“不能再让老赵替我捐了……”就凭这一点，也得把苍蝇消灭干净。
在蒙牛，迟到了，开会响手机了，着装不符合要求，都以捐款来约束。违反规定即自动向公共事业捐款，25元到100元不等。
种自己的田
牛根生常常讲，蒙牛的衣食父母是“三民”：市民，农民，股民。
市民饮奶。农民供奶。股民投资奶。
农民，大概是他“三民情结”中最敏感的一结。他经常讲到一则“典故”：有一年，有位副市长回农村老家过年，当农民的舅舅问他，你们在报纸上天天讲“市场要啥就种啥”，那你告诉舅舅，明年市场到底会要啥？结果当副市长的外甥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所以，牛根生说，西部农民苦，首先苦在找不到市场上，解决“三农”问题，首先要解决市场问题。龙头企业就是农民的市场。让认识你的人受益，还不能算好；让不认识你的人也受益，那才是真好。
牛根生还说，我们内蒙古有一半以上的老农民、老牧民，至今没进过县城，可是，全球化一下子把他们抛到了美国农民、加拿大农民面前，让“锄头化铁锹化”与“机械化信息化”同台比武！他们可怜得不知道种什么好，种出来了又不知道怎么卖出去，卖出去了也落不上好价钱。所以，我们有责任为他们当好这个前锋。蒙牛经营的不是一个点，也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圈子，通俗的说法，把它叫做产业链，更形象的说法，应该称它为“企业生态圈”。从最前端的种草养牛，到中间的乳品制造，到后端的市场营销，处处都讲生态平衡。蒙牛人把“企业生态圈”这样一个概念，视为企业发展的战略支撑。
同时，在中国乳业界，蒙牛始终视同行为“队友”，而不是“对手”。蒙牛深信，让锅里的饭增加10倍，远比你在我碗里抢一勺饭、我在你碗里夺一块肉来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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