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以召开G20峰会为契机,带领G20迎接挑战,克服G20影响力下降、内部分化严重等困难,使之恢复2008-2009年当初有效应对危机的“活力”。这同时也是对中国的严峻考验。
G20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对话与协调机制重要性日益凸现。
全球治理离不开G20,世界也离不开G20。在全球化推动下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G20在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积极作用有目共睹,在全球治理中地位凸显。自从2009年取代G8+5以来,G20是当今世界唯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领导人平等对话的最高机制。
此外,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确实需要G20进行宏观经济层面的政策协调,国际机制性安排中没有更好的选择。而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和G20轮值主席可以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发挥重要作用。IMF最近评估认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依然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由中国主办峰会,牵头协调各国宏观经济政策,虽然困难不小,却是众望所归。
目前看,G20是完善和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国际体系平稳转型的理想平台。西方国家对新兴经济体集体崛起心存较大疑虑,担心他们会“另起炉灶”推翻现存国际体系,希望利用现有国际体系和规则来约束新兴经济体以渐进的方式实现全球治理的调整和转型。只要新兴大国按“现有规则”办事,西方国家认为放弃一些国际制度权力也是值得的。同时,新兴大国已经从全球化进程以及现有体系和规则中获益,并不想推倒重来,只是希望逐步变成体系的“规则制定者”。而G20 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可以满足双方需要的合作平台。
不过,G20机制也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部分有历史延续因素,还有一些涉及G20机制的根本。
首先是G20的“合法性”。G20自成立之初就遇到“合法性”问题,不管G20成员占全球GDP份额有多大,如何合法地代表整个“国际社会”是需要进行精心的制度设计的,因此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在法理上如何衔接亟需解决。
其次,G20在决策与执行方面缺乏效率,往往“议而不决”、“决而不动”。
G20要从危机应对机制转向长期全球治理、解决全球经济金融难题的主要平台,致命的“硬伤”是决策效率与执行能力问题。这一问题源自G20的“非正式性”与“论坛”定位,也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碎片化”有关。
“非正式性”的结果是G20决定缺乏法律执行力,口号多于行动。G7原来之所以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一定作用,是因为G7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来贯彻其决策。而G20尚未正式确立与IMF等国际机构的隶属关系和联动机制。效率不高的另一个障碍是G20的内部分化与矛盾。美欧日依然希望通过G7来影响和操控G20议程设置。G20目前内部分为G7、金砖国家和MITKA(墨、印尼、土耳其、韩、澳)三个组合,相互的协调就会比较困难、复杂。
再则就是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制约了G20决策所必需的协调和共识。
G20囊括了世界主要大国。这是好事也是难事。大国之间近年来地缘政治博弈不是减少而是加剧了,无论是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冲突,还是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都对大国协调一致产生各种影响,包括负面的影响,而大国团结一致恰恰是G20有效决策和有力执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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